中国质量管理领域开创者刘源张的质量情结
2011年12月06日 17:21 来源：链接文档
他是中国质量管理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中国迄今为止唯一的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也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获得“哈灵顿－石川”奖的人。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宿希强
一头稀疏的银发，白衬衣，银质眼镜。刘源张微笑着向记者走来，步履毫不迟滞。尽管已经84岁高龄，优雅的风度依旧。
就在6月5日，他还应邀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2009中国卓越企业领导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论坛组织者后来感叹“没敢想他真的能来”。这位质量管理领域的教父级人物，似乎没有任何架子——他的夫人则说“凡与质量有关的事儿他没有不关心的”。
“美国再好不是家啊”
中学时代，成为一名工程师是刘源张的梦想。1942年，他从燕京大学去日本准备读机械工程，几经辗转，最后却进入京都大学读了经济学。
1949年，刘源张去东京大学听课，开始了解到质量控制的概念，觉得质量领域还是挺有意思的；1950年，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来日本讲学，刘源张设法看到了戴明的讲义，一个新天地打开了——那时统计一般是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的，叫社会统计，现在居然也用在了工业上！
1950年10月，经导师推荐，刘源张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一年之后，他转攻运筹学，而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就是质量可控性。不久，日本的老师来美国探望他，刘源张说想回国，老师有些吃惊，说你在美国呆得好好的，回国干嘛？“美国再好不是家啊！”刘源张说，留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那时他在学校图书馆里看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满眼都是有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报道。刘源张想：中国能造汽车了，造汽车需要质量控制啊。1956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源张在志愿表上将一汽作为回国工作的第一志愿。
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钱学森向他发出了邀请。刘源张愉快地来到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钱学森对刘源张建议说：“你刚回来，还不太了解情况，先去企业转一转吧。”于是刘源张随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组织的专家团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又遇到了从美国回来的两位质量方面的学者，仨人一商量觉得应该给企业讲讲质量的知识——随即拜会了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等负责人，得到了大力支持。
1957年夏天，第一期质量控制讲习班开学，学员来自一机部主管的16个大厂检验科和技术科的相关人员，除了理论学习，刘源张还组织他们去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各地的工厂实习。
一期学习结束后不久，刘源张特地去一些企业考察，发觉很多人在学习期一过，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是不是我太好为人师了？刘源张越想就越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给企业的人讲高等数学，他们听不懂，看来还是要进一步了解企业的情况和员工的情况，现身说法。
很多年过去，刘源张才了解到，很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才有了质量意识的。有人评价，他改变了一些企业的操作和管理习惯，为中国企业撒下了第一把质量概念的种子。
“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呼应“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刘源张到处找“实习”单位，后来他到了国棉一厂，和当时的技术员王槐荫熟络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谢富治炮制冤假错案，以“美日特嫌”的罪名将刘源张关入大牢，一坐就是八年零八个月。
十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刘源张出狱——但仍戴着“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这时已做到清河毛纺厂副总工的王槐荫给力学所打电话，要求刘源张去他那里上班，后来又说服清河毛纺厂党委以党委的名义发邀请函，在上级的同意下，刘源张终于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工作机会。
在清河毛纺厂工作期间，刘源张开始将他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用到了实践中，它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刘源张说：1957年我种了质量的种子，没想到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78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约刘源张一叙。之前袁去美国和日本转了一圈，感触很多，觉得有必要在国内建立一个产官学一体化的质量组织。
刘源张进言：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充当桥梁作用，既为政府提供一些专业信息又可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几个人商量组织的名称，有人说叫质量管理学会吧，刘源张说：学会需要的是专家和工程师，我们需要的是企业质量管理的实践者，应该叫协会。
一年后，中国质量协会正式成立；刘源张等发起者立了个规矩：中国质量协会和各级地方质量协会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各级质量协会应该与当地政府机构建立起关系。这个规矩，他几乎对中国质量协会的每一任秘书长都强调过。令他特别欣慰的是，以前他组织质量讲习班，一个班也就五六十个人，现在中国质量协会组织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培训的人数都达到几百万了——没有各级质量协会，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个搬运工”
刘源张的突出成就在于，融技术与管理为一体，开创了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
从1957年开始，刘源张在各地工厂从事试点、培训和普及工作，解决了纺织、机械、电子等行业中的质量难题，特别是1976年至1979期间，他在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东风电视机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所做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经国务院采纳在全国企业推广，产生重大影响。
1979年，他提出的“三全”和“三保”理论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参与指导的“可靠性理论应用到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获1986年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1989年起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管理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工业生产率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提出了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在企业的应用取得相当的经济效益。
刘源张在质量领域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的公认。他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并于1989年至1992年出任亚太质量组织主席，1995年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Newport大学授予他全面质量管理名誉博士。亚太质量组织也授予他“哈灵顿－石川”奖——这是中国质量界获得的最高个人荣誉奖。
中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是1976年刘源张开始宣传的。
1977年刘源张开始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上讲解传播管理科学。1979年《工人日报》连载他的《谈谈质量管理》，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他的《全面管理4讲》，1981年1月他筹划并主讲的《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更是开此方面的先河，受到积极响应。尤其是1987年5月他筹划、组织并主讲的《服务工作质量管理》播出后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欢迎，当年播放两次，又特别为配合亚运会提高北京市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加播一次。为此，1988年6月28日他受到李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1990年该教材被台湾翻印出版发行。
刘源张认为，中国的质量管理，1976年以前，称为启蒙阶段。以后的30年大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第二个是ISO9000的质量体系标准阶段，第三个是六西格玛阶段。其实，这三件事是一回事。只不过，全面质量管理是日本人提出来的，ISO9000质量体系标准是欧洲人把它国际化的，六西格玛是美国人叫出来的，如此而已。
刘源张说：“那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宣传全面质量管理时，就对人们说，我只是个搬运工，把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来，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去；把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来，把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去。”
“我的心还年轻”
当记者问到中国产品质量变迁和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时，刘源张认为，“中国质量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产品在质量的总体水平上是稳步提高的。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数据而言，较197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应该说是不错的”。
譬如原材料和装备类产品、有色金属和石化行业产品，标准和实物质量已与国际水平接轨，机床、发电机等已经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刘源张说，再就是消费类产品质量和档次大幅度提高，家电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高新技术类产品性能显著提高，通信网络设备、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音频视频、新型显示器等产品的主要功能和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质量合格率达到99.5%以上。
“中国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很严格的，不只是产品的性能，甚至于产品的包装和标识上有问题也立即判为不合格。”刘源张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他的夫人几次“撺掇”着他去美国与女儿团聚——在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两个女儿和三个外孙的各种照片——刘源张都没有成行，因为“放不下国内这摊子事儿”。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不时要参与政府或企业的一些决策、咨询活动；作为中国质量协会的创始人和顾问之一，他不时还要出差去各地为企业做一些顾问工作；作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同时还得承担许多教学与科研任务。
很多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也该歇歇了”，刘源张总是笑着说：“别看我年纪大了，我的心还年轻！”
他的夫人笑言，“他返老还童了”。每次有记者或是摄影师在家里给刘源张拍照，他都会手脚麻利地拿出自己的相机“反拍”。
也许，正是因为一颗童心，成就了今天的刘源张。
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
本刊记者宿希强
一头稀疏的银发，白衬衣，银质眼镜。刘源张微笑着向记者走来，步履毫不迟滞。尽管已经84岁高龄，优雅的风度依旧。
就在6月5日，他还应邀出席了在武汉召开的2009中国卓越企业领导人论坛，并发表主题演讲。论坛组织者后来感叹“没敢想他真的能来”。这位质量管理领域的教父级人物，似乎没有任何架子——他的夫人则说“凡与质量有关的事儿他没有不关心的”。
“美国再好不是家啊”
中学时代，成为一名工程师是刘源张的梦想。1942年，他从燕京大学去日本准备读机械工程，几经辗转，最后却进入京都大学读了经济学。
1949年，刘源张去东京大学听课，开始了解到质量控制的概念，觉得质量领域还是挺有意思的；1950年，世界著名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博士来日本讲学，刘源张设法看到了戴明的讲义，一个新天地打开了——那时统计一般是和社会学联系在一起的，叫社会统计，现在居然也用在了工业上！
1950年10月，经导师推荐，刘源张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生院学习。一年之后，他转攻运筹学，而运筹学的一个分支就是质量可控性。不久，日本的老师来美国探望他，刘源张说想回国，老师有些吃惊，说你在美国呆得好好的，回国干嘛？“美国再好不是家啊！”刘源张说，留学不就是为了报效祖国吗？
那时他在学校图书馆里看人民日报和中国画报，满眼都是有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报道。刘源张想：中国能造汽车了，造汽车需要质量控制啊。1956年，已取得博士学位的刘源张在志愿表上将一汽作为回国工作的第一志愿。
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钱学森向他发出了邀请。刘源张愉快地来到中科院力学所，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质量工作。
工作该如何开展呢？
钱学森对刘源张建议说：“你刚回来，还不太了解情况，先去企业转一转吧。”于是刘源张随机械工业部、纺织工业部组织的专家团到了上海，在这里，他又遇到了从美国回来的两位质量方面的学者，仨人一商量觉得应该给企业讲讲质量的知识——随即拜会了当时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等负责人，得到了大力支持。
1957年夏天，第一期质量控制讲习班开学，学员来自一机部主管的16个大厂检验科和技术科的相关人员，除了理论学习，刘源张还组织他们去北京、上海、天津、济南各地的工厂实习。
一期学习结束后不久，刘源张特地去一些企业考察，发觉很多人在学习期一过，又回复到以前的状态了。是不是我太好为人师了？刘源张越想就越觉得自己犯了一个错误：给企业的人讲高等数学，他们听不懂，看来还是要进一步了解企业的情况和员工的情况，现身说法。
很多年过去，刘源张才了解到，很多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才有了质量意识的。有人评价，他改变了一些企业的操作和管理习惯，为中国企业撒下了第一把质量概念的种子。
“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全国上下呼应“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刘源张到处找“实习”单位，后来他到了国棉一厂，和当时的技术员王槐荫熟络起来。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谢富治炮制冤假错案，以“美日特嫌”的罪名将刘源张关入大牢，一坐就是八年零八个月。
十年之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刘源张出狱——但仍戴着“特嫌”帽子，找不到工作。这时已做到清河毛纺厂副总工的王槐荫给力学所打电话，要求刘源张去他那里上班，后来又说服清河毛纺厂党委以党委的名义发邀请函，在上级的同意下，刘源张终于得到了这个宝贵的工作机会。
在清河毛纺厂工作期间，刘源张开始将他的全面质量管理理论用到了实践中，它的成功经验很快在全国得到了推广。
刘源张说：1957年我种了质量的种子，没想到20年后它救了我的命。
1978年，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袁宝华约刘源张一叙。之前袁去美国和日本转了一圈，感触很多，觉得有必要在国内建立一个产官学一体化的质量组织。
刘源张进言：中国确实需要这样一个组织，在政府和百姓之间充当桥梁作用，既为政府提供一些专业信息又可以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几个人商量组织的名称，有人说叫质量管理学会吧，刘源张说：学会需要的是专家和工程师，我们需要的是企业质量管理的实践者，应该叫协会。
一年后，中国质量协会正式成立；刘源张等发起者立了个规矩：中国质量协会和各级地方质量协会不是上下级关系，而是兄弟关系；各级质量协会应该与当地政府机构建立起关系。这个规矩，他几乎对中国质量协会的每一任秘书长都强调过。令他特别欣慰的是，以前他组织质量讲习班，一个班也就五六十个人，现在中国质量协会组织起了一张覆盖全国的大网，培训的人数都达到几百万了——没有各级质量协会，这是不可能的。
“我是一个搬运工”
刘源张的突出成就在于，融技术与管理为一体，开创了中国的“全面质量管理”。
从1957年开始，刘源张在各地工厂从事试点、培训和普及工作，解决了纺织、机械、电子等行业中的质量难题，特别是1976年至1979期间，他在北京清河毛纺织厂、北京内燃机总厂、东风电视机厂、第二汽车制造厂等所做的全面质量管理工作，经国务院采纳在全国企业推广，产生重大影响。
1979年，他提出的“三全”和“三保”理论获中国科学院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参与指导的“可靠性理论应用到建筑结构设计统一标准”获1986年国家技术进步二等奖。1989年起他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第一个管理科学重大项目“中国工业生产率管理理论和方法研究”，提出了工业企业定额制定准则，在企业的应用取得相当的经济效益。
刘源张在质量领域的成就也得到了国际的公认。他被誉为“中国质量管理之父”，并于1989年至1992年出任亚太质量组织主席，1995年当选为国际质量科学院院士，1997年美国Newport大学授予他全面质量管理名誉博士。亚太质量组织也授予他“哈灵顿－石川”奖——这是中国质量界获得的最高个人荣誉奖。
中国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是1976年刘源张开始宣传的。
1977年刘源张开始在报纸、电台和电视台上讲解传播管理科学。1979年《工人日报》连载他的《谈谈质量管理》，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他的《全面管理4讲》，1981年1月他筹划并主讲的《全面质量管理》电视讲座更是开此方面的先河，受到积极响应。尤其是1987年5月他筹划、组织并主讲的《服务工作质量管理》播出后受到全国各地的热烈欢迎，当年播放两次，又特别为配合亚运会提高北京市服务行业的服务质量加播一次。为此，1988年6月28日他受到李鹏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鼓励。1990年该教材被台湾翻印出版发行。
刘源张认为，中国的质量管理，1976年以前，称为启蒙阶段。以后的30年大约有三个阶段。第一个是全面质量管理阶段，第二个是ISO9000的质量体系标准阶段，第三个是六西格玛阶段。其实，这三件事是一回事。只不过，全面质量管理是日本人提出来的，ISO9000质量体系标准是欧洲人把它国际化的，六西格玛是美国人叫出来的，如此而已。
刘源张说：“那些年，我在全国各地宣传全面质量管理时，就对人们说，我只是个搬运工，把西边的东西搬到东边来，把东边的东西搬到西边去；把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来，把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去。”
“我的心还年轻”
当记者问到中国产品质量变迁和在世界中所处的位置时，刘源张认为，“中国质量领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产品在质量的总体水平上是稳步提高的。就国家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的数据而言，较1978年提高了8个百分点，应该说是不错的”。
譬如原材料和装备类产品、有色金属和石化行业产品，标准和实物质量已与国际水平接轨，机床、发电机等已经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刘源张说，再就是消费类产品质量和档次大幅度提高，家电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还有高新技术类产品性能显著提高，通信网络设备、新一代移动通信、数字音频视频、新型显示器等产品的主要功能和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质量合格率达到99.5%以上。
“中国的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是很严格的，不只是产品的性能，甚至于产品的包装和标识上有问题也立即判为不合格。”刘源张有两个女儿，一个在美国一个在加拿大。他的夫人几次“撺掇”着他去美国与女儿团聚——在他们的房间里，挂满了两个女儿和三个外孙的各种照片——刘源张都没有成行，因为“放不下国内这摊子事儿”。
作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不时要参与政府或企业的一些决策、咨询活动；作为中国质量协会的创始人和顾问之一，他不时还要出差去各地为企业做一些顾问工作；作为上海大学管理学院的院长，他同时还得承担许多教学与科研任务。
很多人劝他，“这么大年纪了，也该歇歇了”，刘源张总是笑着说：“别看我年纪大了，我的心还年轻！”
他的夫人笑言，“他返老还童了”。每次有记者或是摄影师在家里给刘源张拍照，他都会手脚麻利地拿出自己的相机“反拍”。
也许，正是因为一颗童心，成就了今天的刘源张。
（责任编辑：佟明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