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散落在各个地方市场上的问题，今天集中在电商平台上；含‘高仿’‘L家’等敏感词的信息越来越少，使得原有的大数据计算模型面临重大考验；从身份证到手机校验码，再到手持当天当地报纸面对摄像头眨眼睛、伸舌头等实名验证体系不断被人攻破。”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平台治理官郑俊芳日前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透露上述信息时说，电商平台打假面临新的困境。
“假如销售一件假货拘留7天，制造一件假货入刑，那么今天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食品药品安全现状，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阿里巴巴集团董事局主席马云说。
“仅假冒侵权商标案件去年就查处了2.8万件，互联网网购的投诉五分之一为假冒伪劣商品，社会各方都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头疼、很烦恼。”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局长张茅日前向媒体记者表示，假冒伪劣商品侵害市场经济环境以及消费者权益的事例很多、程度很深。
“在互联网时代，制售假货的危害性越来越大。”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会长何勤华在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主办的互联网法律论坛上说。出席此次论坛的企业代表表示，他们公司在打假方面的投入非常高，效果甚微，假货已经让品牌商防不胜防。
浙江省公安厅经侦总队知识产权支队副支队长陈竞凯介绍了福建莆田部分商家制售假货的手法。一些货明明是从莆田发货，但是他们借用上海、香港特别行政区甚至美国的快递扫码枪一扫，货就变成从上海、香港特别行政区或美国发货，其价格也大幅上涨。
“当前打击制售假货工作形势严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朱征夫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介绍，目前制假的触角已经延伸到社会经济生活各个领域，达到无孔不入的程度。
朱征夫调研发现，有的商家以生产、销售合法商品为掩护，暗地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有的制假作坊转移至废弃的仓库、营地等更为隐蔽的场地。还有的制售假货组织采用老板不出面、“马仔”当先锋的形式，规避执法机关的打击。
酒驾一律拘留，醉驾一律入刑，这对社会治理起到了很好的震慑作用。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余凌云认为，同当下打击酒驾一样，打击制售假货违法分子为一项民心工程，这不是一家企业、一个行业的责任，是政府部门和全社会的责任，让大家知道制售假货的巨大危害以及要承担的法律责任。
朱征夫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证实，日前，他向国家有关部门建议，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0条到150条规定的对各种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量刑标准，对违法犯罪分子严惩不贷；严格执行刑法第213条到220条关于侵犯知识产权罪的量刑标准，对侵犯商标、专利和著作权的犯罪行为予以严厉打击。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兼任）王新表示，比照治理酒驾的方式来打击制售假货违法分子，是一个非常好的思路。王新认为，对于制售假货违法分子，我国既有的立法和罪名其实已经够用，关键是结合日新月异的情况，对一些条款进行修正完善，并严格执法，将法律的惩戒性用足。
从司法实践来看，对制售假货犯罪分子缓刑的适用比例太高，导致一些制售假货违法分子累犯率较高。王新建议，对制售假货违法分子禁止适用缓刑，建立制售假货“黑名单”制度，对于累犯应该对其终身禁止从业。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阮方民呼吁国内各大电商平台成立打假联盟，采取统一的打假标准，让制售假货违法分子无处可逃，避免制售假货违法分子逃到其他电商平台继续危害消费者和社会。
“完善法律制度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执法机构严格执法，将现有的行政和刑事处罚落实到底。”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等专家建议。
“制假售假是全社会的公害，这几年在加大力度进行打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李少平日前向媒体表示，这几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都不断在加大制假售假的违法成本，加大对制假售假的打击力度。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李静认为，从目前假冒伪劣商品的实际危害来看，人民群众加强打假力度的呼声很高，甚至比治理酒驾的呼声更高。
张茅说，当前造假线索比较多，真正处理的比较少、比较轻。既要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又要建立信用体系，最终建立起企业自律、行业自律、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的社会共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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